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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今天的朝会,不如就来议论商业。”赵瀚说道。
宋应星率先说道:“陛下,农为本,商为末,此亘古不变之理也。皆因商人逐利,聚拢钱财越多,便越能操控行市,小民之财皆被其剥削殆尽。因此,重农抑商,必须定为国策,不可使商贾横行天下。”
群臣闻言,纷纷称是。
宋应星又说:“然天下不可无商,商强不一定国强,商弱则必至国弱。前明一朝,商业之衰落,自万历年间而始。朝野上下,对商人予取予夺,甚至无端征税而拘禁商人家属。商人受此盘剥,家破人亡者多矣。因而货物流转不便,城市物价日增,最终苦的还是百姓。”
大明一朝,万历年间商业达到极盛,万历中后期就开始走下坡路。
一方面是美洲白银输入减少,另一方面就是不把商人当人。从皇帝到地方官,再到后来的武将、流寇,没钱了就找商人索取,大明的商业远远不如嘉靖年间。
与此同时,大商人跟权贵勾结,可以转嫁损失到小民头上,甚至还权钱交易变得更加富有。而中小商人,破产者无数。
吴应箕已经升任为户部尚书,他接着说:“宋殿阁所言极是,无农不稳,无工不兴,无商不富。荀子把天下人,分为士农工商四类。农以力尽田,贾以察尽财,百工以巧尽器械,若能做到如此地步,则江山永固、国富民强也。”
钱谦益突然冒出来:“此义利之辩也。子曰,富与贵,人之所欲也。贫与贱,人之所恶也。人人追求富贵,百业之中,唯经商可至暴富。若都去经商,谁来种地耕田?因此,必须重农抑商。于商人而言,当以义取利,不可谋不义之财。得利之后,商人也应当博施济众,如此则义利兼得也。”
除了宋应星说得稍微靠谱,其余都是非常正确的废话!
赵瀚问道:“钱博士所言,是要用仁义道德去约束商人?”
“然也。”钱谦益回答。
“可天下商贾,又有几人是仁商义商。”赵瀚笑问。
钱谦益说道:“商贾越无仁义之心,朝廷就越当教化之。”
赵瀚说道:“庞先生和李先生如何看?”
庞春来说:“不可放任自流,也不可朝令夕改。给商人定下规矩,他们遵守最好,不遵守就严厉惩治!”
李邦华说:“抑制大商贾,善待小商人。”
“好!”
赵瀚顿时笑起来,对庞春来、李邦华的发言很满意。
不用讲大道理,直接说怎么做就行。
赵瀚让官员们继续发言,大家顺着这层意思往下捋,结果说得越来越没营养。
赵瀚总结道:“听诸卿刚才所说抑商,是不准商人穿丝绸,不准商人住大宅。这有什么用处?华服美宅,人皆所欲。朝廷施政,不可违背人性。便如治水,不可一味堵塞。治商如治水,当仿效大禹,切记堵不如疏。商人想穿华服,就让他们穿;商人想住美宅,就让他们住。商人的欲望,会愈发膨胀,那就要疏通河道,引导商人照着朝廷的法子来。”
“囤积居奇,扰乱市场,这是不对的。兼并购买土地,这也是不对的。蓄养美婢奴仆,还是不对的。这些都是河堤,不能让商人的欲望之水漫过来。这洪水,还得往外引,开海便是一策也。每年织那么多布匹,每年烧那么多瓷器,都要靠商贾卖出去。不止卖到国内,还要卖到海外。如此,商愈兴,工愈兴,百姓的营生也就更多。”
“还要谨防改稻为桑、改稻为棉。江南的桑田、棉田,不能继续扩大。如何抑制?桑田、棉田多征税,农民知道种什么更有利可图,自然就规矩了”
赵瀚大谈特谈如何约束引导商业,朝中众臣也知道,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。
没见商税和关税逐年增长吗?
那么多白花花的银子进国库,谁敢再一味的打压商贾,皇帝和阁部大臣肯定要跳起来。
朝会散去,赵瀚回去办公。
很快就看到李邦华的奏章,内容很简单:控制军队数量,裁减水师。
加上骑兵师,大同军共有十七个师。算上海军、水师和重要港口海岸警备队,大同新朝的正规军足有二十万。
这看似不多,军费消耗却极大,因为军粮没有提高,军饷却一直在涨。最普通士兵,每月军粮若干(包吃包住),每月军饷一两,夏秋两季还免费发衣服。而从士官开始,军饷就一直涨了。
还有各地的巡检司部队,类似于武警,加起来也近十万人,特别是西南三省数量最多。
全国各大城市,还有大量警察部队,这也被李邦华视为军队。至少,看守城门和城墙的警察,肯定可以视为军队。
因此,李邦华建议不可再扩军,能裁撤一两支最好。
大同水师更该裁剪,国内没有大敌,养那么多内陆水师搞毛啊?
赵瀚仔细想想,决定暂时裁撤一半的水师。至于巡检司武警部队,视地方治安情况酌情裁撤。
裁下来的军人,带着妻儿移民北方。一定要好生安置,而且每个退伍军人,可比普通移民多分两亩好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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