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颜师古在《汉书·武帝纪》中对“建元元年”作注云:“自古帝王未有年号,始起于此。”

《两汉刊误》中考究,认为年号之始,始于元鼎,而建元、元光、元朔、元狩,皆为后来有司所追命。

《资治通鉴·汉武帝元鼎元年》考异:“元鼎年号亦如建元、元光,皆后来追改之耳。”

赵翼《廿二史劄记》认为,年号始于元狩,前者皆为追命。

杨树达《汉书窥管·武帝纪》认为:汉武帝在元狩元年,狩猎获得一只白鳞,大悦,于是下诏改元为元狩,是为年号的开始。

近代学者《汉书新证》认为:《日知录》和《廿二史劄记》所云武帝建元、元光为追记,其实不实。

在《小校经阁金石文字》拓本里,记载有“龙渊宫鼎”一物,为元朔三年造,还有“龙渊宫壶”,元朔二年正月造。

另《善齐吉金录》记载,任器二十四页中,也记有“龙渊宫壶,元朔二年造”。

《小校经阁金文拓本》的作者叫刘体智,ah庐江人,清四川总督刘秉璋第四子,曾任大清银行ah督办、中国实业银行董事,是学者型资本家。

本书所录金文,乃刘氏三十年之所汇集,上自乾嘉旧拓,下至近代出土诸器,搜罗殆遍,最晚收录至一九三三年ah寿县出土楚器。一共辑录了六千五百余件金文拓本,是近代着录金文最为宏富的一部图录。

文物款识一般是当时所记,可以证明建元、元光、元朔并非后来追命。

但是有一个要命的前提,那就是关于龙渊宫鼎、龙渊宫壶的记录,得是真的。

而这两样东西,早已经消失在了漫漫历史长河当中;所留下的文字,也是清乾隆、嘉庆年时的“旧拓本”,之前所列举的那些“证据”,说一千道一万,也只是历史文献记录当中的文物款识,而非真正的文物款识。

证据不够充分。

如今周至发现的这块墓石,上头小小四个文字,彻底解决了关于华夏年号使用最早时期的几千年争议。

建元年号,不是追录。

因此中国最早使用年号的时间,应当是公元前一四零年,即建元元年。

而非许多学者通过文史资料认定的,公元前一二二年,即元狩元年。

这一点知识在很多人的眼里,当不了吃当不了喝,产生不了“利益”,无足轻重。

但是但凡是一个对华夏文明有着些许研究的人,就会知道这个问题是多么的重要。

年号,是五千年的中华帝国时代中国皇帝的专有产物,发起于中国古代新君即位时。

为了区别上一任君主,新君重新计算在位年数之制,后来人们把这记录年代的开始之年称为“纪元”,这个词,在汉语当中依旧属于常用词。

年号在古代一直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,一个政权对另一个政权表示称藩属、臣服,要做的第一件事情,就是改用那个政权的年号,有一个专有的词汇来表示这件事情——“奉正朔”。

相反的,自立年号,代表着彻彻底底的造反。

年号承载着无数的历史事件,历代帝王遇到“天降祥瑞”或内讧外忧等大事、要事,一般都要更改年号。

因此它除了是文史研究者的时间线索,思维导图,还是中国历史中的,非物质的精神文化遗产。

说到底就是才取消几十年的东西,贯穿整个封建王朝时期的东西,学文史的人就不可能绕得开。

当年周至年纪还小,性子又跳脱,以为自己灵性得很但凡和文史有关的东西那是一点就通一学就会。

直到干爹逼着他背这玩意儿,真是叫他郁闷欲死,才知道这条路除了满满的乐趣,同样有各种咬人的蛇儿。

然后周至就犯贱了,和这些蛇儿杠上了。

“喂!想啥呢?”

“哦,没啥,想起当年你逼我背年表那些日子。”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干爹笑得鼻子头更红了:“怎么样,到底还是没有白背吧?就这个拓片送去蜀都,你师公还不得办你个大招待!”

周至目瞪口呆:“你觉得这东西还能保住在夹川?”

“能保护多久算多久。”干爹连保护这词儿都用上了:“精美啊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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